人类生存在一个绚丽多彩的生物和非生物世界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除了生物之外，还有非生物；在多样性的生物世界中，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其他生命存在。从和谐发展的视野看，任何存在——包括生物存在和非生物存在都是合理的，自然界的其他存在与自封为灵长的人类存在并没有价值等级之分，和人类一样，它们也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发展（或进化、演进）权利。基于这种思考，作者建构了一种全新的伦理学——和谐伦理学。所谓和谐伦理学，就是关于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人与所有存在之间以及所有存在相互之间关系并使之和谐相处、互动共生的行为准则的学问。作者建构的和谐伦理学，旨在使非生物生物化，将生物人格化，以便将狭隘的人类伦理法则扩展到生物之间，进而将物种伦理法则扩展到所有存在之间。人类不仅要善待他人，与人为善，而且要善待生物，与生物为善，乃至要善待其他所有和人一样的生命和非生命存在，与所有存在为善。仁者爱人，与人为善是人类伦理理念升华的基础，人们只有善待他人，与人为善，才能善待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存在；智者爱生，与生物为善是人类在伦理理念升华之路上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贤者博爱，与其他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为善，才能最终真正更好地善待人类自己，以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与万物为善是人类伦理道德的至高境界。爱人、爱生物兼爱万物，方才称得上大仁大智大贤之人。人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本是同一棵藤上结出的瓜，理应“同呼吸，共命运”，在和谐中实现互动共生，在互动共生中达到新的和谐。这就是我们的和谐伦理观。
一、仁者爱人，与人为善是人类伦理理念升华的基础
1．“仁者”就要爱人，不爱人无以为“仁者”
仁，就是仁爱；而仁爱，就是人们应该具有的同情、爱护和帮助人的思想感情。只有爱人，与他人以诚相待，才能成为“仁者”；否则，对他人毫无善意和诚意，就是不仁不义。《周易》曰：“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意思是说，君子把完成品德修养作为自己的行动，每天都可以表现在行动上。而这里的德，主要是指“爱人之德”。
人是万物之灵，是自然界开出的最美丽的花朵，理应互爱。不道无德、排斥同类之人，实际上是人类在精神上的“返祖现象”。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同类都不爱，毫无感情可言，缺乏同情和怜悯之心，难以想象，他（或她）还能有什么做人的资格！动物，大都有一种爱惜同类的本能。人类一旦丧失了起码的爱惜同类的本能，那就连动物都不如了。可见，做一个与人为善的爱人“仁者”，是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
2． 人类互爱是伦理理念升华的基础
人是应该有点人文关怀和伦理道德的。而且，这种关怀和伦理要随着人类的进化发展而不断扩展和升华。因为，作为“灵长”的人类仅仅爱人是远远不够的。随着文明的演进，人类必须也能够拓展自己的伦理视野，升华已有的伦理理念。而欲要不断拓展人类的伦理视野、升华伦理理念，首先必须夯实人类已有的伦理基础。问题在于，这种伦理理念升华的基础是什么呢？既然与人为善、爱惜同类是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那么，可以断言，仁厚待人，善待自己且善待别人，是人立于天地之间应当也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和最起码的伦理基础。这是人类伦理理念升华的起点。爱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没有爱的维系，人类就不可能从原始丛林中一步步走出来，自远古的荒蛮走向现代的文明；没有爱的维系，就不可能走出日益窘迫的人类困境。罗兰认为：“在人类心中的一切情感和激情中，最为重要的是爱”。“世间有一种无所不在的爱存在，它由不可知的本质释放出来，并在不同层次的存在中表现出来。无机界在矿物领域里，这种爱表现于把各种元素集于一体的力量。在植物界中，这种爱表现于生长的力量。在动物王国里，这种无所不在的爱进一步表现于知觉的力量。而在人类世界中，爱的表达提升到更高的程度，因为人之思维具有认识这种爱的能力，并且人之心灵还可将这种爱反映到一切创造上。与那些较低层次上的存在之物不同，人类还具有一种行动的力量，它可以增加或减少对这种爱的接受程度”[1]（P41-42）。就是说，人类之爱是也仅仅是爱的最一般的基础，既不是爱的最高层次，也不是爱的唯一。只是在人类之爱的狭小的微观范围内兜圈子，是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典型表现。
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一切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以人的需要为根本尺度去评判和安排整个世界。最早提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是古希腊的智者普罗泰戈拉，他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P133）罗兰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严重后果：“在不公正的世界中，个人和社会贪婪造成的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往往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忽视大自然的内在联系和生物链已超越人为的政治界线的事实”。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基于对生态的动态平衡和宇宙一切有机生命之间的无限关系网的了解”。在我们加深对宇宙的所有存在相关性认识的同时，就必然认识到“多样化的美丽和重要性。并会对自然世界持谨慎的态度……当追求进步时，人们会倾向于选择与大自然和谐的方法”[1]（P19）。人类欲要走上健康的和谐发展之路，“就有必要认识到任何事物皆有限度——一种有益的东西并非多多益善”。
有鉴于此，必须拓展人类的伦理视野，将爱心撒向与人一样的生命存在，与生物为善，善待所有生命存在，把人道主义扩展到其下一阶段：爱及所有生命存在。
二、智者爱生，与生物为善是人类在伦理理念升华之路上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1．“智者”就要爱及生物，不爱生物无以为“智者”
作为地球大家族的一员，人类仅仅爱自己的同类是远远不够的。人类与其他物种同是自然界的平等存在，不存在一方优于另一方的性质和属性，高居其他生物之上盲目创造人类的福利条件，这种试图统治自然的方式已被证明是人类灾难之源。因而，作为物种领袖的人类，理应自觉地摆正自己的位置，主动淡化自己的霸主意识，“先物种之忧而忧，后物种之乐而乐”，尊重多样性的物种生存权，视生态为父母，把物种当手足，树立与其他所有物种和谐共生的思想观念。早在1837年，达尔文就称动物为“我们的同门兄弟”，并指出“我们彼此完全能够融为一体”。达尔文主义“逻辑上包含着这一需求：通过把所谓金规则的应用范围从单纯的人类领域……扩大应用到整个动物王国，从而重新调整利他主义道德”[3]（P51-52）。人类，要尊重生命的每一种形式，生命的每一种存在。我们的祖先早就有“劝君莫杀南飞雁，恐有家书捎远亲”将动物人格化的诗句，呵护物种的思想跃然纸上。西方的天赋权利理论也包含着把权利扩展到人类之外的生物上去的巨大可能性。作为自然神论者的托马斯•潘恩于1793年就看到了这种联系，呼吁：“人与人之间的任何残害和报复行为，以及对动物的任何残害和报复行为，都是违背道德义务的。”他认为，上帝创造了并“明显地尊重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有道德的人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3]（P54）。1875年，在安吉尔领导下成立的美国仁慈教育协会的座右铭发人深思：“荣显上帝，热爱和平，友好、公正、仁慈地对待所有的动物。”[3]（P56）
人类征服欲的膨胀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科学技术万能论思想。自人类诞生特别是工业化以来，工具生产力迅猛发展，人类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取得了无数次辉煌的“胜利”。这一切似乎都得益于科学技术，以至于科学技术在20世纪成了当之无愧的“第一生产力”。科学以其胜于雄辩的真理之手，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了从人类诞生之初便根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愚昧的阴霾。我们的原子武器甚至证明，人类完全拥有并使用类似于上帝的力量。万能的科学技术成了人们征服并占有一切的魔杖，人们心目中的“神”，人们顶礼膜拜的“宗教”。任何存在只要打上“科学技术”的印记，就再没有人敢斗胆怀疑它；如果我们试图判定一个人是反动的，只要给他贴上“反科学”的标签就足够了。科学技术，成了人们作虎皮的大旗。一时间，“科学技术万能论”甚嚣尘上。
铁的事实一再告诫我们，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同样是科学技术结出的苦果。一方面，她有如一盏点燃的阿拉丁神灯，照亮着人类社会；另一方面，它又如打开的潘多拉魔盒，放出了一个个危害人间的妖魔。无论如何我们难以设想，科学技术怎样能离开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平台去当所谓的“第一”呢？正如E．拉兹格所说：“在内在意义的丰富性方面，科学（技术）同艺术和宗教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能期望用艺术与宗教来解决人与自然的根本矛盾，同样，我们也无法用科学与技术来解决人与自然的根本矛盾。我们能做到的，也许只是应用艺术的或宗教的思维，以维护人的生存环境为目的，用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对科学技术的局限性，海德格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也充分意识到了。他不无忧虑地说：“科学的进步将使对地球的剥削和利用……达到今天还无法想象的状况。”[4]如此发展下去，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将终结。科技事故“作为科技产业活动的副产品，已使人类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牢记令人痛苦的失败比令人陶醉的成功将更有益于整个人类社会”[5]（P223）。
“如果有一天，所有的野生动植物都因失去生存的空间而消亡，那么这一天，也就是人类的末日”[6]（P138）。对这样的警告，我们不能熟视无睹。达尔文看到了物种间的激烈竞争，“但他在所有的竞争者中看到了某种共同性。所有的生物都在时间长河中共同生存与死亡，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亲缘或兄弟情谊”。因而，人类必须抛弃“有害的道德习俗和信念，并最终实现对所有生物的无私的爱”[3]（P52）。阿尔伯特•施韦泽公开表明，他所敬畏的生命绝不仅仅是人的生命。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有道德的”[3]（P73）。《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哈里特•比切•斯托1877年痛苦地表露自己的心迹，她因佛罗里达州的动物和鸟类所遭受的待遇而感到痛苦。她把用来装载鸟类以便运输的鸟笼称为“名副其实的奴隶船”[3]（P56）。
人类由狭隘的“爱人”“仁者”梯级升华为开放的“爱生”“智者”，“普渡众生”，与所有生命存在和谐相处，协调共进，互动共生，是人类爱心的拓展。人类将自己的爱心播撒到大自然之中，做与生物为善的爱生“智者”，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生存智慧。
2． 爱及生灵是人类在伦理理念升华之路上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对其他生物的尊重或同情是一个人有教养的标志。达尔文坚信：“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文明的一个标准，就是他或她扩展其同情或道德的程度。”[3]（P53）而“一个不能阻止其成员残酷对待动物的民族，面临着这种残酷行为殃及人自身、且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和退化的危险”[3]（P55）。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必须服从自然界的规律。但是，形形色色的“人类中心主义”总是遮蔽人类伦理智慧的双眼。人类是“自然之神”的观点因而对人必须特别加以尊重的道德要求，在西方国家中有着深刻的宗教根源。“根据基督教的信念，人虽然和其他生物一样也是上帝的创造物，但它强调，由于人有灵魂而且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样子创造的，人在所有生物中占有一个特殊地位”。上帝造人后，便委托人“统治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应当统治地上的牲畜，所有的走兽和爬行动物”[7]（P122）。德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兰德曼指出：“正像宗教世界观使上帝成了世界的主宰一样，它也使人类在上帝的特别关照下成了地球的主人。宗教世界观并非只是神学中心论，它也是人类中心论。”[8]（P101）由于“人类被赋予了主宰地球的使命”，“只要自然阻碍我们，自然就得退让”，即使“这些选择把人类的需要和欲望置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上”[9]（P210）。尽管在上帝赋予人类主权的圣经篇章中还要求人类即使在“工作”时也要“照看”好土地。但实践中，这种告诫总是被置诸脑后。实际上，基因技术同时使我们认识到，人的自然体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形式而已，并没有什么过于特别的地方。追随屈原问天的古音，我们斗胆问苍天：人类是宇宙的独苗吗？“单从概率的角度讲，地球人是宇宙间唯一智慧生物的观点是幼稚可笑的”[10]（P142）。第一位穆斯林国王阿布——伯克尔在训示他的军队时引用《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词句说：“不要砍伐树木，不要弄脏河水，不要伤害动物，要善待真主的创造物，就是对你的敌人也要这样。”[9]（P229）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面对棘手的人类困境，虽然扬弃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注意到人与环境的关联性，但是，其关心的只是人类及其环境，漠视其他生物的生态环境，因而，本质上是个体论而非整体论[11]（P299）。
2002年5月，德国将保护物种写入《宪法》，认为同人一样，物种也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从而使德国成为第一个将与人的权利一样的物种权利写入宪法的国家。这标志着，人类的爱心正在向物种播撒。德国用神圣的立法行动回应了“道德是为了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了道德”[7]（P234）的怪论。
既然所有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那么，作为有道德的人，作为和谐伦理学的守望者，怎样才能正常地生活下去而又不去残害生命呢？我们的回答是，在生活中，有时，如果确实需要杀死其他生命，也应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样做必须是为了促进另一个生命，为了所有生命的和谐发展，并且要对牺牲者怀着一种责任感和同情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出于某种需要，在杀死另一个生命时也必须尽可能采用仁慈的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走出人类之爱的狭小圈子，将爱心撒向所有与人类一样的生命存在，是人类在伦理理念升华之路上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但是，如果人类只是在虽经相对拓展但依旧狭隘的生命之爱的中观范围内兜圈子，照样会遮蔽人类智慧的双眼，使人类的爱心大打折扣。有鉴于此，必须将爱心撒向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与所有存在为善，善待所有生物，将和谐伦理观继续推向其更高阶段：爱及所有存在。
三、贤者博爱，与其他所有生物和非生物为善是人类伦理理念的至高境界
1．“贤者”就要博爱万物，不爱万物无以为“贤者”
“贤”，指有才能，德行好。人类的大德、大道不仅体现在爱人、爱生灵，而且体现在爱所有存在。
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都是构成生态系统的一分子，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没有也不可能有优于其他存在的地位和性质，因而都没有凌驾于其他存在之上的权利。自然界中的所有生命和非生命存在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们相互依存，互为发展演进的条件。那些看起来没有生命的存在实际上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存在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们是生命存活的充分条件。“宇宙孕育生命，生物圈孕育人”[12]（P394）。如果我们把生命比做自然界的花朵，那么，非生命存在就是孕育花朵的土壤，是生命的支持系统。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土壤，生命从何而来，又回到哪里去？这不过是一个唇亡齿寒的简单道理。程明远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6]（P325）这里的“仁者”，实际上就是本文所指的“贤者”。“这块土地的每一部分对我的人民来说都是神圣的，它包括每一根晶莹的松针，每一片沙滩，每一块草地，每一只嗡嗡叫的昆虫和茂密树林中的每一片迷雾……大地并不属于人，人属于大地”[9]（P226-227）。这段话1855年出自西雅图酋长之口，实在耐人寻味。今天，“我们所缺少的是爱，是对那个包容一切的共同体的同情和了解，这个共同体由岩石、土壤、植物和动物构成，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3]（P66）。施韦泽1923年写道：“有道德的人‘不打碎阳光下的冰晶，不摘树上的绿叶、不折断花枝，走路时小心谨慎以免踩死昆虫’。”[3]（P73）不博爱甚至虐待万物，无异于对生命支持系统进行釜底抽薪式的破坏。
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最深层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从表面上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是，人类怎样才能顺利地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并使这一生产和谐进行呢？当我们超越物质资料生产本身的层面深入到决定物质资料生产的一系列环节中时，我们发现了更具决定意义的东西：地球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从而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按自然法则运行的和谐有序的生态系统是孕育人类社会的母体，是人类社会产生之源，没有生态系统的“十月怀胎”，就没有人类；没有生态系统的无私孕育，产生了的人类也不可能生存下去；没有生态系统的逐步优化和良性循环，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和谐发展。而生态系统的任何破坏则会导致物质资料生产的链条局部甚至整体中断，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生态系统是承载人类文明大厦的基石，是决定物质资料生产从而决定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长期稳定发展最深厚的基础。生态系统是一台威力无比的创造性的“机器”，而创造的机制存在于和谐与非和谐的转换之中。“完美的有序不会有新成果，而受控制的无序却具有创造性，决定论的混沌是新生事物的携带者”[13]（P17）。《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14]（P1）
如果生态系统的局部或大部由于人格化而受到接近极限值的破坏，不能按“自然”的法则进行循环，就会面临全方位失衡的危险，这时，整个生态系统或其内部子系统内部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就呈现出紊乱态，和谐发展大业就要受阻。
第一，恶化的生态系统必然破坏和谐发展的主导因素——人的生存、繁衍和全面发展条件。在恶化的生态系统中，生态系统的有序运行被打破，人类生存和繁衍的生态条件部分或整体地丧失。20世纪出现的各种环境事件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与环境恶化有关的“环境病”，不仅把大批生灵直接送入了坟墓，而且诱发了许多潜在的、后发性的灾难性后果，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繁衍生息。慢性支气管炎、哮喘和肺气肿在我国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医学上称为“慢性阻塞性呼吸道疾病”。早在1972年国务院就号召对此进行全国范围的防治研究。30年过去了，我国对三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已跻身国际先进水平，但发病率却居高不下。如果想知道原因是什么，不妨望一下头顶的天空。
第二，恶化的生态系统破坏了和谐发展的物质条件。在恶化的生态系统下，自然资源的自我再造能力被削弱，从而使人类部分直至整体丧失进行生产活动所依据的物质条件。达尔文把“有利于生物个体的差异或变异的保存，以及有害变异的毁灭，称为‘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认为“人类既不能创造变异，也不能阻止变异发生，人类只是保存和积累已发生的变异”[15]（P94）。但是今天，人类实际上通过践踏变异的条件而使生物体的变异变得杂乱无章，自然选择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第三，恶化的生态系统是各种自然灾害的直接诱因，因而，本身就是和谐发展无与伦比的“恶动力”。工业化以来，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且呈愈演愈烈之势。频频发生的灾害又导致生态系统的进一步恶化。生态系统破坏与频发的灾害互为因果，形成了一种往复不已的恶性循环。恶劣的生态系统极大地抵消了人们致力于和谐发展的种种努力。
第四，恶化的生态系统是引起战争从而直接导致社会大倒退的危险因素。世界观察研究所在一份“为生存而战”的报告中指出，由民族分歧引起的冲突常常有环境方面的根源，由于人口剧增、环境恶化而引起的战争，在21世纪将急剧增加。
第五，孕育了人类文明的生态系统有时也会惩罚甚至吞噬不尊重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人类文明。生态系统既然能够孕育人类文明，也就能够对人类文明说“不”。翻开历史长卷，我们发现，许多文明的衰败与湮灭与生态系统的恶化有关。
盛及一时的“玛雅文明”，便是被恶化的生态系统无情吞噬的。距今2000年左右，生存在墨西哥南部恰巴斯州、尤卡坦半岛以及中美洲危地马拉等沃野上的玛雅人，创造了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已经有了精确的历法，计算出一年的时间为365．242天，“他们的玛雅历一直推算到4亿年之后，他们留下的天文历法可沿用6400万年”[16]（P244）；曾经建造了太阳神金字塔等一些古文明。但玛雅人数量急剧膨胀，为了生存，他们毁林造田，结果是水土流失，玛雅人终于毁了自己的家乡。
圣经《创世纪》中曾把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称为“伊甸园”。这是基督教所称的人类起源地。远古时代，这里曾是树木蔽天，郁郁葱葱，风调雨顺，富饶美丽的繁荣富庶之地。曾几何时，两河流域成了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成了茫茫沙海。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空中花园之称的巴比伦也变成了积满风沙的破落城堡和村庄。仙境一样的“伊甸园”，就这样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
撒哈拉沙漠并非天生就是地球的不毛之地，它一度是古代非洲人民的美好家园。埋没在撒哈拉沙漠中的古代城镇遗迹表明，远古时代撒哈拉曾有过绿叶葱翠、鸟兽成群、河渠遍布的良好生态环境。法国考古学家在撒哈拉沙漠崖壁上发现的一批壁画，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撒哈拉沙漠从草原到沙漠的演进过程：开始是一片植被茂盛、牛羊成群的景象；随后草原变得稀疏导致牛羊减少并代之以马群；最后则出现了骆驼在荒漠中行走的场景。
今天，“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走向，恰如一张满弦的弓，从西北到东北，已经拉得很满了，颇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沙漠化每年扩展2100平方千米”[6]（P182），正在对已有5000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的中华文明虎视眈眈。
在地球和其他可能曾经存在生命的星球上，究竟有多少“人类”文明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十分清楚，如果我们不珍爱生命和孕育生命的生态系统，我们这属人类创造的文明必定也会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天文学家已把“生命起源与地外文明的探索”作为21世纪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其意义之一在于分析文明自毁的可能，估计一个文明的寿命，从而使人类产生一种历史责任感，以期更深远地思考和规划未来”[17]（P1）。
可见，试图统治、主宰自然是人类不知天高地厚的结果，是人类妄自尊大的虚幻，是人类的发展哲学还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 人类要想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博爱，而不能狭爱。博爱万物是人类真正的贤者。与万物为善的博爱“贤者”，是人类生存智慧的集大成者。
在贤者眼里，自然界处处充满着美。而自然之美美在天然。达尔文认为：“自然界处处充满着美，这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自然选择。”[15]（P522）经过几十亿年演化而来的地球生态系统，对于生命存在与繁衍的独一无二的重大作用，永远不可能被别的什么“人造”系统完全替代——就是说，生态价值无限！生态系统一旦遭破坏，不仅难以再生，而且影响具有后发性和无限连锁性——这就是说，生态损失不可估量！特别是对正陷入生存困境的人类来说，无论如何，都无法也不能用现在的经济指标和价值观念对生态系统的价值予以衡量。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金钱单位能够用来度量生态系统的无量价值。如果试图用目前的经济价值尺度对人类生命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价值作出哪怕是粗略的估算，就如同用一把有限的尺子去度量天体间的距离一样荒唐可笑。
生态系统价值无限，难以估量，并不是说生态系统没有价值。为了将自私狭隘的人类伦理观驱逐出最后的避难所，我们在充分肯定生态价值无限的同时又提出了生态有价论（当然，这里的价值是不完全价值）。一般说来，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某一特定生态系统的功能价值进行近似地评价：
（1）单项直接对比价值。衡量某一生态系统单项价值的简单方法是，看看修复或重建一套被损坏或者完全丧失的系统需要多少价值补偿。就是将遭到人类破坏的生态系统中，能直接为人类的生存发展起到“服务”功能的某一特定单项功能与人类要恢复、重建这一功能或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不得不修建局部替代这一功能的人造工程所需的费用进行对比，从而得出该生态系统中某一单项的功能价值。例如，某一生态系统对水的净化功能价值，就可从其与人类建造一座净化水厂所需投资的对比中直接表示出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希尔教授的研究成果发人深思：纽约市以往一直是从其北面的卡茨吉尔山上取水，而且无需对水进行任何化学的或人工的净化处理就可直接饮用。但近年来，由于山上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水质已下降到饮用标准以下。因此，纽约市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恢复卡茨吉尔山的生态系统，要么投资40亿美元建造一座净化水工厂。也就是说，卡茨吉尔山生态系统的功能价值，单就其对水的净化功能这一单项来说就达40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建造人工支持系统来代替自然生态系统，常常是漏洞百出：一方面，人工支持系统所能解决的是人类眼前的、某一方面的需要，只能代替生态系统中少数几个功能，而众多更重要的或潜在的功能可能因此而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即使是这一个或几个单项的功能也只能被暂时地、部分地替代，却永远不能被长期和完全替代。如上例中卡茨吉尔山的水质必将继续下降，这样，最初投资40亿美元建造的净化水厂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后就达不到对水继续进行净化的要求，也就是说，净化水工厂根本代替不了卡茨吉尔山生态系统对水质净化的功能。因此，必须进一步追加投资。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等于给人们预设下了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资金无底洞。
（2）整体综合平衡价值。将各单项价值相加并综合平衡后，就可得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功能价值。例如，某流域生态系统的功能价值，就可以在对该流域生态系统控制洪水、水质净化、水土保持、资源提供、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保持及其他相关补偿价值和潜在价值等各单项价值进行相加并综合平衡后而加以近似计算。当然，这种方法仅能近似地估计出一定时期各单项功能价值之和，而对于长期的无法直接估算的功能价值（如生物多样性的功能价值）来说，就无法较为准确地估算出其真实价值，只能凭经验大概估量一下罢了。因而，根据上述方法得出的只能是该流域生态系统的最低价值。
参照上述方法，我们给出了如下估算构成生态系统的几个主要部分的可量化价值公式：
某一生态系统价值=直接经济价值+可量化的各项功能价值+累积效应（以可以预见
的时段——50年为一时间计算单位）
根据这一公式，我们对几个主要的生态子系统价值估算如下：①森林。设某单位面积森林为5万公顷，如果将其砍伐掉，可得到也只能得到2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收益，又假定未来50年中经营这片土地所得为100亿美元，则总经济收益为120亿美元。但我们现在选择继续保留这片森林，则这片森林的价值包括：直接经济收益20亿美元；未来50年中防风、固沙、阻止沙漠化功能价值约300亿美元，涵养水分功能价值约150亿美元，保墒功能价值约150亿美元，调节气候功能价值约100亿美元，防洪功能价值约100亿美元，净化空气功能价值约90亿美元，生物多样性保持的功能价值为50亿美元――总价值为960亿美元。这片森林的综合价值960亿美元与毁掉这片森林的所得收益120亿美元之比是8:1。②流域。假定某流域面积为5万平方公里，如果在该流域建足以使河流严重污染的20座相同规模的造纸厂，每年可得经济收益1亿美元，50年的总经济收益为50亿美元。但现在我们选择不建造纸厂而致力于保护流域生态系统，则未来50年内该流域生态系统控制洪水的功能价值为50亿美元，水质净化的功能价值为60亿美元，水土保持的功能价值为70亿美元，资源提供的功能价值为150亿美元，气候调节的功能价值为80亿美元，生物多样性保持的功能价值为120亿美元，相关的补偿价值（如因流域生态系统破坏而诱发自然灾害后的救灾费用）为40亿美元，潜在的功能价值为80亿美元，那么，该流域生态系统的功能价值至少是650亿美元。该流域的综合功能价值650亿美元与以污染河流为代价而换取的直接经济收益50亿美元之比是13:1。可见，人类为取得暂时的、局部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要付出多么沉重的生态代价！实际上，这是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高利贷。
博爱万物的贤者，自有其全新的生产力观——和谐生产力观。按照“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重新构筑的和谐生产力理论认为，所谓生产力，就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博爱万物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以使人类与自然万物在高度和谐统一中相互转换物质和能量，最终实现人类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能力或趋向。基于万物平等思想和博爱万物之心而构建的和谐生产力理论与建立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工具生产力理论具有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1）工具生产力理论的立论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而繁衍的人类狭隘之爱，而和谐生产力理论的立论基础是万物平等思想和基于万物平等思想而衍生的博爱理念。（2）工具生产力仅仅把生产力看作是人类同自然作战的工具与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欲望的手段，而和谐生产力则把生产力视为使人类与自然万物实现和谐发展的媒介。（3）工具生产力将生态系统视为征服的对象物，而和谐生产力理论彻底告别了仅仅把生态系统视为生产力指向对象的挑衅性理念，认为生态系统是生产力赖以存在和功能实现的必要条件，强调尊重自然、保护和热爱自然是利用自然的前提。以巨大的生态代价换取的暂时的病态经济增长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生产力发展，相反，这是也只能是生产力的逆动。（4）工具生产力把生态系统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材料库和天然垃圾场，而和谐生产力认为自然资源具有边际价值，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保障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物质基础。任何再生产——包括人类社会的再生产和自然的再生产，只有在和谐的状态下才能顺利进行。一般说来，人类对自然界可再生资源的索取速度不能超过自然界的再生能力，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索取也应适度；排放到自然界的废弃物不应当超过自然界的自净能力。我们把这称为再生产平衡机制。这种平衡机制一旦被打破，就会引起人类和自然再生产能力的下降。因此，人类的经济活动，不仅要遵循经济规律，而且要遵循自然规律。（5）在工具生产力视野下，人类对发展生产力的理解一般集中在经济领域的产值增长、速度加快、规模扩大、人均GNP提高等意义上，而和谐生产力理论给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倡导发展的和谐性。（6）工具生产力只是关注生产力表层的一面——生产能力，而和谐生产力理论不仅注重生产力表层的一面，更注重其内在的一面——保障能力，即对整个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保障能力。贤者的生产力理论——和谐生产力理论顺应了人与自然的“天人之约”，是“天道”思维的高层次回归。更为重要的是，和谐生产力理论赋予了自然万物与人平等的权利，自然生态被提到了其应有的地位和高度。
2．博爱万物是人类伦理理念的至高境界
博爱万物，富有厚德载物的大地情怀，与其他所有生物和非生物为善，表现了贤者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伦理风范，是人类伦理理念的至高境界。在贤者看来，每一颗青草、每一寸土地都有着强烈的意义。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在哪里？在阳光普照、松针满目的山坡上，在激流拍岸的浪花里，在山水迷离间。一个深情关注生存环境的诗人罗宾逊•杰弗斯写道：“在我看来，人、种族、岩石和星星……它们的重要性仅仅存在于整体之中……只有这个整体才值得我们付出深深的爱。”[18]（P70）也许，某种存在只有即将失去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它的重要性。“早在1893年，当弗雷德里克•杰克逊对美国历史学会声明处女地正在消失的时候，还没有人晓得处女地是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可是，当处女地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才真正地理解了它的重要……当它消失以后，它基本的重要性便一目了然了，这和那些日常生活中从不想起他们的父母，只有在为父母举行葬礼的时候才有了异样的感受是一样的”[18]（P66-67）。如果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水分、土壤、植被、空气等的存在状态，那么，人类恐怕连为自己举行葬礼的机会也没有了。
自古以来，宗教文化尽管带有非科学的色彩，但是，大都有博爱万物的理性倡导。在《阿闼婆吠陀》中，那位乞求和平者在强调人类与所有创造物的联系时说：“至高无上的神阿，让和平来到天空和大气中，来到花草和丛林之中吧；让那宇宙间的力量平息吧；让梵天安宁吧；让完美的和平遍布大地吧。”[9]（P229）锡克教的创建宗师那纳克说：“空气是生存力量，水是一切之源，而大地则是万物之母：日夜是乳母，在怀中抚摩着造物主的所有产儿。”不仅如此，大地还教给我们以生存智慧：“大地教会我们耐心和爱；空气教会我们流动和自由；火焰教会我们温暖和勇气；天空教会我们平等和宽宏；水教会我们纯朴和洁净。”[9]（P229-230）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1989年12月8日就人类对生态危机的责任所作的演讲中说道：“天主教会的兄弟姐妹们，要提醒大家履行严肃的义务，爱护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尊重生命与尊重人的尊严也应扩展到尊重上帝的创造物上。”[9]（P230）
当然，爱是有差等、分层次的，根据不同的对象施以不同类别的爱。对所有存在不分差等的爱是不恰当的爱。爱有差等，是建立在物有差等基础之上的。
博爱万物，就要自觉节欲，自觉调节人类需求与大自然供给能力之间的关系。但是，人类中心主义助长了人类的恶意消费意识。为了满足自身的恶意消费欲，不惜盘剥他人和大自然。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不无忧虑地指出，一股追求在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的精神空虚之风开始主宰人类的行为。“界定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的下降和对物质商品的强调，两者相互结合就产生了行为方面的自由放纵和动机方面的物质贪婪”。美国《未来学家》杂志1993年刊载的一篇《我们快活吗？》的文章说：“生活在90年代的人比本世纪初他们的曾祖父辈们生活富裕了三倍半，但是他们并不感到快活了三倍半。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消费和人的幸福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相关……他们富庶的世界不知怎么有些空虚。因为他们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所蒙蔽，试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实质上是社会的、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需要，这自然是徒劳的。”[17]（P236-237）“在过去的1000年里，人类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是人类的思维进步带来的，一方面是人类向地球索取而获得的。在未来的1000年里，人类的思维肯定还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地球还能被人类无限制地索取吗”[19]（P1）？这是绿色工作室三位女士向无度消费的人们发出的警告。然而，“以食为天”的国人，正在蜕变为“食天之民”！一旦对自然的恶意透支达到一定极限，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历史的断层。
消费是为了生存，但生存决不是为了消费。在即将到来的和谐文明时代，我们不仅要将消费活动置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考察，也要将其置于伦理系统的X光下进行透析。舒马赫说得好：“人的需要无穷尽，但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会实现。”[17]（P2）“无论从客观实际还是从主观需要来看，消费总不应该没有一个归宿”[17]（P2）。
四、为了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和谐发展，博爱万物，做一个步步升华伦理理念、不断逼近伦理至高境界的贤者，夯实万世基业
1．生态形势恶化所致人类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自私自利的狭隘的“狭爱”伦理观
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中，在大自然面前略显渺小的人类充分认识到，人类只有团结起来，互助互爱，才能存活下去；在工业文明中，人们大致也有这样的共识：人类理应团结起来，以凝聚向大自然深度和广度进军的能力。这种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欲很强的工具性界定不仅未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爱的视野之内，反而视自然界为一种异己的“恶”力量，把人类摆在了自然界征服者的地位，认为致力于人类发展的活动是也仅仅是人类向自然单向索取的运动。一部（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实际上不过是一部悲壮的天人“斗争”史！人类中心主义的肆虐导致了今天的人类困境。“人类正面临一个人口快速膨胀，耕地急剧减少，水陆全面污染，资源成倍损耗，全球气候异常，生态整体失调，臭氧屏障趋薄，海水逐年升高，自然灾害频发，多种疾病困扰的世界”——这是世界观察协会在20世纪70年代发出的警告。可悲的是，20多年过去了，人类面对的是比此警告更为严峻的生态形势，承载文明大厦的基石危如累卵。惊回首时，我们突然发现，处在千年之交的地球生态系统已是伤痕累累。
曾几何时，我们仰望长天，呈现在眼前的是蓝天白云、丽丽红日。今天，这一切已随着以越来越高的大烟囱为标志的工业文明的肆虐而一去不复返了。大自然正在好战的人类的挑衅下不得不同人类进行着一场“化学大战”。臭氧层的破坏呈加剧之势，温室效应开始煎熬人类，一座座储蓄人类文明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热，冬季没有了冰点，夏天热浪滚滚，春夏秋冬即将成为昨天的故事。大自然进化了几十亿年的大气层，在短短300年时间里就被人类搅得面目全非。大部分城市上空的成千上万吨煤粉尘、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成了永远摆不脱的幽灵。还我蓝天，已成为全人类沉甸甸的责任。浩瀚的林海、汹涌的松涛、无边的草原、成群的牛羊，即将成为历史。全球的水污染程度在加剧，范围在扩大，生命之源危机四伏。将陆地搞得满目疮痍的人类又把贪婪的目光投向海洋，试图再去玷污这片宁静的蔚蓝。“聪明”的人类正在不知不觉地挖掘着埋葬自己和自己同类的陷阱。地球，正面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后果最为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我们生活在自从我们这一物种直立行走以来最奇特的时刻”[18]（P7）。
地球在为满身的病痛而呻吟，也在为人类贪婪的索取而愤怒。今天，“自然环境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是每一个被工业制度蹂躏的黑人……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3]（P13）。江河洪灾的泛滥，资源的枯竭，宇宙射线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所有这些，都是大自然发出的通牒，警示人类：自然不是随意盘剥的对象，不是无止境地汲取的源泉，而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和谐共同体。20世纪60年代，一幅家喻户晓的保护生态环境宣传画上画着一个美国土著人，他正在凝视着刚被白人占领几个世纪就变得满目疮痍的大陆的自然环境。一滴眼泪正挂在他的面庞上。可见，北美的首批居住者是生态系统的更称职的监护人。印第安人亲切地把熊视为熊“民”，植物也是“民”。一位部落首领的话至今发人深省：“对我的人民来说，地球的每一部分都是神圣的”。“河流是我们的兄弟”；天空是我们的同胞；地球是我们的母亲[3]（P141-142）。“只有当最后一棵树被刨，最后一条河中毒，最后一条鱼被捕，你们才发觉，钱财不能吃”[6]（P290）。这首印第安人的歌谣，给人类以深刻警示。完全可以预见，地球的最后一滴水，就是人的眼泪。诚如戈尔所说：“所有这一切比悲剧还可悲的事态原来是同一个拼字谜语的不同片段，或换个说法，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明和地球上的生态系统相冲突的各种结果。”[9]（P4）
18世纪开始的产业革命改变了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力的盲目崇拜，却又将人类引入一味征服、主宰自然的更可怕的幼稚和盲目。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快结束工业冲突阶段，与自然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以使我们这属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由原始文明的自然整合、农业文明的古朴和谐到工业文明的激烈冲突再到和谐文明的自觉和谐的飞跃。
2．解铃还须系铃人，尽快实现“仁者→智者→贤者”的升级，做博爱万物的贤者与和谐的使者，夯实万世基业
不爱人无以为仁者，不爱生物无以为智者，不博爱万物无以为贤者。十足的自私自利，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是不仁；但只爱人，不爱与人类同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存权的其他生物，是也仅仅是“小仁”，无以成“大仁”；既爱人，又爱人类的“手足”——富有生命的生物存在，方能称得上是“大仁”智者；只爱富有生命的生物存在，不爱没有生命的非生物存在，只是“大仁”智者，却无论如何算不上“大智”贤者，爱人、爱生物兼爱万物，方才称得上大仁大智大贤之人。
实际上，我们聪明的祖先早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框架，试图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三才是统一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周易》卦爻的逻辑指归（在《周易》的64卦中，每卦都蕴涵着天、地、人三才的交互变化）。如《泰》卦中的乾下坤上，乾为天，坤为地，“小往大来，吉，亨”。正应了“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20]（P62）。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从而天地交感，成为通泰[20]（P63）。否则，“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20]（P68）。《象》（《易大传》组成部分。系于一卦之下，从卦象对整个卦义进行概括）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0]（P5）还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20]（P17）都是讲人要顺应天道、地道，博爱万物。正因为自然界的万物都有其特定的存在价值，所以，人必须博爱。只有博爱万物，才能达到至高的和谐境界——“保合太和”。乾坤是滋养万物的所在，其地位自然是神圣的。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周易》把乾卦作为64卦之首，而坤卦紧随其后。大自然内存着一个奥秘无穷的和谐发展智慧，老子在《道德经》中含蓄地提醒人们：“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意思是说，道之所以被尊重，德之所以被珍贵，就在于它不加以干涉而顺应自然。怎样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呢？老子讲得很清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更是明确主张要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惠施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其博爱思想也十分明显。
大自然是伟大而无私的。步入生存困境的人类，必须用一颗赤诚的心，去解读并理解万物，去博爱所有对象物。“负重前行的人类应当痛苦地反思，自觉地塑造精神上的终极关怀”[21]（P193）。生态是立国之本，是人类和谐发展之源。“欲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杀鸡取卵，则鸡亡蛋打；养鸡生卵，则鸡肥蛋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机会是苛刻的，约束是严重的，人类应迅速行动起来，植树造林，绿化地球；珍爱水源，优化水质；纯洁空气，净化蓝天。还地球一身绿装，还河海一汪碧水，还蓝天一个清白。人类再也不能不负责任地进行任何形式的赌博了，因为，“这是一场令我们，以及与我们分享地球但却不能介入决策过程的其他生灵根本就输不起的赌博”[22]（P130）。地球，是我们输不起的伦理实验室。
当我们沿着历史的羊肠小道来到21世纪的起点时猛然发现，当人类文明大厦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的同时，它也越来越远离扎在土地里的根系。和谐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人类文明的呼唤。但是，实施和谐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类迈向和谐发展的道路是异常曲折的。要想顺利启动这一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发展工程，就必须建构能够支持和谐发展的系统。其中，全新意义上的和谐伦理学是和谐发展最重要的支持系统。《大地伦理学》的问世，标志着生态中心思想的萌芽。因此，特别感谢奥尔多•利奥波德，正是他的《大地伦理学》使作者和谐伦理学的创立成为可能。博爱万物的和谐伦理观是生生之道，日新之德。其基本原则是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以维护所有物种乃至所有存在的和谐共处。必须指出的是，和谐伦理学决不是伦理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全新的伦理学宣言，她代表了伦理前进的方向。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要等到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密涅瓦即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她身旁的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现在，该是人类的伦理智慧起飞的时候了。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集巴黎，在会议宣言中明确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中国孔子的思想和智慧。”这里的孔子智慧，实际上是孔子的生存与和谐发展智慧[23]（P413）。当前，我们正处在工业文明向和谐文明的过渡时期，建构和谐伦理学的条件业已成熟。理智的人们应该张开双臂拥抱和谐伦理理念，迎接这一伟大的伦理挑战，将人类的所有行为置于和谐伦理学的X光下。戈尔有言：“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场全球性内战，这场内战在那些拒不考虑文明的严酷进程所带来的后果的人与那些不愿在这一毁灭性进程中做沉默羔羊的人们之间展开。”[9]（P263）人类文明犹如一个正在转动的陀螺，要么保持平衡，与所有存在和谐发展、转动；要么失去平衡，停止转动。
也许，生态系统永远不可能实现绝对的和谐。正因为这样，我们与其把和谐视为一种伦理目标，倒不如作为一种伦理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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