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时代巨变中的摄影家
最近有机会看到了一些上海摄影家拍摄的反映上海生活的作品。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已经有相当多的摄影家开始关注起自己身边脚下的都市生活了。如果把这一现象与若干年前大家一窝蜂似地远赴塞外边陲“采风”摄影相比，这的确可以说是一种令我欣喜的变化了。
欣喜之余，却也想到一些问题。概观近年来的各地反映都市生活的摄影作品，可以看到许多作者锐意求新，正艰苦地探索如何以与都市特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处于巨变中的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然而，也许是以前习用的思维方式与表现语汇还有相当的惯性在起作用，因此，一些作品还是难免以以前的“采风”式手法来拍摄都市之嫌。坦率地说，有些作品仍然只是小品，其品格无法与已经产生了并正在产生巨大变化的都市的丰富与复杂相称，透露出这些作者的文化自觉的不足与创造的惰性。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但是，是否意识到并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许在都市摄影创作上图新求变同样重要。
今天，摄影已经宿命地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城市生活发生了血肉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它应该主要以人的现实生活、生存状态为根本归依，成为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像追问方式。照片应该成为一种贮藏有关人们的生活方式、内容、精神风貌的各种细节的影像容器，成为把握历史氛围与体温的影像契机，成为今人、后人对某一社会阶层进行个案分析时的第一手资料，成为今后解读都市生活与都市心理的不可缺少的影像目录与索引。这些影像既应该是基于摄影家自己的哲学观、摄影观、都市观的产物，也应该是他们具原创性手法的产物。摄影在他们手中不足为了满足其个人的自我陶醉的手段。它既应是一种对时代变化、社会变迁作出敏锐反应的及时而又精确的记录，也应是饱含可供后人查阅历史的丰富的细节因而成为闪回过去的线索与入口的影像档案。当然，在一些更杰出的作品中，它们还应该成为解剖都市对个人的生活与心理发生何种影响的影像诊断书。否则，他们的照片就只能沦为无关现实痛痒的小品。这既是历史的悲剧，也是摄影家的悲剧。
过去的“老照片”之所以在今天受到如此的欢迎，还不就是因为它们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回溯过去的线索与契机？我们在今天拍摄的照片在将来不可避免地也会成为将来的“老照片”，但如果它们不具有上述性质的话，它们将来的命运如何也就难以想象了。如果我们现在拍摄的照片无法在将来成为一种给后人提供解读历史的可能性的影像文本的话，这样的照片会给历史留下多大的遗憾？
英国摄影史家彼德·透纳在他的《摄影史》一书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摄影家划分为“公众的”与“私人的”两个族群。他说：“‘公众的’摄影家见证日常事件，倾全力于扮演一种解释的角色，而倾向于艺术、试图描述‘经验’的‘私人的’摄影家则寻找‘普遍性’——某些人甚至志在图示‘宇宙’。我们也许可以把‘公众的’与‘私人的’的概念换成‘外在的’与‘内在的’这样的字眼。”透纳认为，“公众的”摄影家的照片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面世，其影响相当广泛。而“私人的”摄影家的影像的发表范围（如个展等）则比较狭窄，对公众所起作用有限。简单地说，透纳所言之“公众的”摄影家应是对世界的“外在的”变化紧追不放，日日将其形之于影并面向公众发布一类，而“私人的”摄影家则属深挖“内在的”内心世界、苦心孤诣地营造个人视像不求显达一族。前者是将可见的变化转化为可见的记录予以保存，而后者则是将不可见的变化凝缩定形为可见的影像断片。当然，这种分类只是一种方便，我认为，这种分类并不存在绝对的准确性。更理想的情况是，两者兼而有之。而这种情况往往只发生在伟大的摄影家身上。但我们并无理由因此气馁。
面对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所发生的巨变，要把她的变化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当然需要“私人的”摄影家的影像作证时代、社会的变化对个人心灵产生的影响。但是“公众的”摄影家的任务更是吃紧。历史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其实很高。因为他们的摄影活动还有着与瞬息万变的时间竞争的意义。而且，他们的影像不仅仅只是有关城市外观方面的变化的记录，也不仅仅只是图示都市人的物质生活层面的变化的记录，他们的影像同时更应该是深深牵扯到城市人的精神与心理方面的变化的历史记录。
对于这种都市与都市人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摄影如何以符合摄影的方式来揭示，对摄影家而言确实是个重大的挑战。这不仅仅是对摄影家的技巧而言，更是对他的文化自觉、历史责任感与都市感性的挑战。我们的摄影家如果仅仅机械地照搬自己的老套，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来面对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的话，那就显然无法对应时代与历史的叫板了。
与现实的丰富多彩相比，为什么我们现在所见的都市影像却还相当单调，表现手法也相当陈旧？我相信，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的影像的贫弱，并不证明都市生活也是同样的单调，这只不过是证明了我们缺乏对都市的本质把握的同时，还太缺乏描述它与它变化的影像语汇与手法。如果我们有进入都市生活的各种影像方式，我们肯定会欣喜地发现，都市原来是如此的丰富，如此地具有影像魅力。像上海这样的都市的巨大变化肯定需要新的感受方式与表现手法。现在的不尽理想的状态可说是面对巨变的“失语”状态。但愿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如果情况真是像我说的这样严重的话，这表明我们的一些摄影家对摄影、对城市的理解的肤浅与流于表面，而这就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手法单一，创造力贫弱。在现在的都市影像中，多有拔地而起的摩天楼影像与从街头拍摄来的生活小景。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拍摄那些展示都市表面变化的照片，但那只是都市“的”变化，而不是都市“中”的变化。我想，只有都市“中”的变化才能最终从根本上反映出都市“的”变化。街头的确是都市生活的一个大舞台，但都市生活显然并不仅仅只在街头展开。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将现在的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办公室内景以编撰图录的拍摄方式加以精确记录的话，那么，通过他们的办公室的装饰、摆设的物件等一系列表明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中的某些人的性格与趣味的细节，我们与后人可以透过从中折射的丰富信息来判读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从而作出对这一阶层的某种具体分析。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的某一部分的实际内容的细节在今后都将会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进行考证的重要依据。当时间洗尽表面的铅华时，我们的后人更需要的也许正是那些与我们现在的生活内容有密切关系的那些细节。因为它们提供的是具体的、可以触摸的、有质感的历史记述。
另外，都市也可以是某个摄影家借以发挥自己的都市文明观的对象。比如，日本摄影家北岛敬三以一种统一的拍摄风格拍摄了世界各大都市如伦敦、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的高层建筑林立的纯粹的城市景观。当他的呈现相同的面貌与表情的都市影像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一种全球化的不容分说的推进与世界都市日趋均质化的图景就不可避免地浮现于我们眼前。这时，他的都市文明观也不着一词地明明白白地出现了。
如果要举更远一点的例子的话，我们可以在去年十月号的《中国摄影》上找到老巴黎的影像百科编纂者法国摄影家尤金·阿杰的老巴黎照片。他永远是我们面对大时代时的一面镜子。
总之，摄影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历史穿透力使她义不容辞地负有见证时代变化的责任。尽管这是一种难度很大的作业，但这也正是摄影的迷人之处。20世纪已经从容地从我们脚下溜走。但愿此文能对新世纪的摄影人提供一个启示。
原作者: 顾铮
文章来源: 中国摄影
欣喜之余，却也想到一些问题。概观近年来的各地反映都市生活的摄影作品，可以看到许多作者锐意求新，正艰苦地探索如何以与都市特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处于巨变中的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然而，也许是以前习用的思维方式与表现语汇还有相当的惯性在起作用，因此，一些作品还是难免以以前的“采风”式手法来拍摄都市之嫌。坦率地说，有些作品仍然只是小品，其品格无法与已经产生了并正在产生巨大变化的都市的丰富与复杂相称，透露出这些作者的文化自觉的不足与创造的惰性。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但是，是否意识到并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许在都市摄影创作上图新求变同样重要。
今天，摄影已经宿命地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城市生活发生了血肉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它应该主要以人的现实生活、生存状态为根本归依，成为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像追问方式。照片应该成为一种贮藏有关人们的生活方式、内容、精神风貌的各种细节的影像容器，成为把握历史氛围与体温的影像契机，成为今人、后人对某一社会阶层进行个案分析时的第一手资料，成为今后解读都市生活与都市心理的不可缺少的影像目录与索引。这些影像既应该是基于摄影家自己的哲学观、摄影观、都市观的产物，也应该是他们具原创性手法的产物。摄影在他们手中不足为了满足其个人的自我陶醉的手段。它既应是一种对时代变化、社会变迁作出敏锐反应的及时而又精确的记录，也应是饱含可供后人查阅历史的丰富的细节因而成为闪回过去的线索与入口的影像档案。当然，在一些更杰出的作品中，它们还应该成为解剖都市对个人的生活与心理发生何种影响的影像诊断书。否则，他们的照片就只能沦为无关现实痛痒的小品。这既是历史的悲剧，也是摄影家的悲剧。
过去的“老照片”之所以在今天受到如此的欢迎，还不就是因为它们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回溯过去的线索与契机？我们在今天拍摄的照片在将来不可避免地也会成为将来的“老照片”，但如果它们不具有上述性质的话，它们将来的命运如何也就难以想象了。如果我们现在拍摄的照片无法在将来成为一种给后人提供解读历史的可能性的影像文本的话，这样的照片会给历史留下多大的遗憾？
英国摄影史家彼德·透纳在他的《摄影史》一书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摄影家划分为“公众的”与“私人的”两个族群。他说：“‘公众的’摄影家见证日常事件，倾全力于扮演一种解释的角色，而倾向于艺术、试图描述‘经验’的‘私人的’摄影家则寻找‘普遍性’——某些人甚至志在图示‘宇宙’。我们也许可以把‘公众的’与‘私人的’的概念换成‘外在的’与‘内在的’这样的字眼。”透纳认为，“公众的”摄影家的照片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面世，其影响相当广泛。而“私人的”摄影家的影像的发表范围（如个展等）则比较狭窄，对公众所起作用有限。简单地说，透纳所言之“公众的”摄影家应是对世界的“外在的”变化紧追不放，日日将其形之于影并面向公众发布一类，而“私人的”摄影家则属深挖“内在的”内心世界、苦心孤诣地营造个人视像不求显达一族。前者是将可见的变化转化为可见的记录予以保存，而后者则是将不可见的变化凝缩定形为可见的影像断片。当然，这种分类只是一种方便，我认为，这种分类并不存在绝对的准确性。更理想的情况是，两者兼而有之。而这种情况往往只发生在伟大的摄影家身上。但我们并无理由因此气馁。
面对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所发生的巨变，要把她的变化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当然需要“私人的”摄影家的影像作证时代、社会的变化对个人心灵产生的影响。但是“公众的”摄影家的任务更是吃紧。历史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其实很高。因为他们的摄影活动还有着与瞬息万变的时间竞争的意义。而且，他们的影像不仅仅只是有关城市外观方面的变化的记录，也不仅仅只是图示都市人的物质生活层面的变化的记录，他们的影像同时更应该是深深牵扯到城市人的精神与心理方面的变化的历史记录。
对于这种都市与都市人在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巨大变化，摄影如何以符合摄影的方式来揭示，对摄影家而言确实是个重大的挑战。这不仅仅是对摄影家的技巧而言，更是对他的文化自觉、历史责任感与都市感性的挑战。我们的摄影家如果仅仅机械地照搬自己的老套，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来面对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的话，那就显然无法对应时代与历史的叫板了。
与现实的丰富多彩相比，为什么我们现在所见的都市影像却还相当单调，表现手法也相当陈旧？我相信，我们现在的都市生活的影像的贫弱，并不证明都市生活也是同样的单调，这只不过是证明了我们缺乏对都市的本质把握的同时，还太缺乏描述它与它变化的影像语汇与手法。如果我们有进入都市生活的各种影像方式，我们肯定会欣喜地发现，都市原来是如此的丰富，如此地具有影像魅力。像上海这样的都市的巨大变化肯定需要新的感受方式与表现手法。现在的不尽理想的状态可说是面对巨变的“失语”状态。但愿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如果情况真是像我说的这样严重的话，这表明我们的一些摄影家对摄影、对城市的理解的肤浅与流于表面，而这就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手法单一，创造力贫弱。在现在的都市影像中，多有拔地而起的摩天楼影像与从街头拍摄来的生活小景。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拍摄那些展示都市表面变化的照片，但那只是都市“的”变化，而不是都市“中”的变化。我想，只有都市“中”的变化才能最终从根本上反映出都市“的”变化。街头的确是都市生活的一个大舞台，但都市生活显然并不仅仅只在街头展开。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将现在的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办公室内景以编撰图录的拍摄方式加以精确记录的话，那么，通过他们的办公室的装饰、摆设的物件等一系列表明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中的某些人的性格与趣味的细节，我们与后人可以透过从中折射的丰富信息来判读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从而作出对这一阶层的某种具体分析。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的某一部分的实际内容的细节在今后都将会成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进行考证的重要依据。当时间洗尽表面的铅华时，我们的后人更需要的也许正是那些与我们现在的生活内容有密切关系的那些细节。因为它们提供的是具体的、可以触摸的、有质感的历史记述。
另外，都市也可以是某个摄影家借以发挥自己的都市文明观的对象。比如，日本摄影家北岛敬三以一种统一的拍摄风格拍摄了世界各大都市如伦敦、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的高层建筑林立的纯粹的城市景观。当他的呈现相同的面貌与表情的都市影像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一种全球化的不容分说的推进与世界都市日趋均质化的图景就不可避免地浮现于我们眼前。这时，他的都市文明观也不着一词地明明白白地出现了。
如果要举更远一点的例子的话，我们可以在去年十月号的《中国摄影》上找到老巴黎的影像百科编纂者法国摄影家尤金·阿杰的老巴黎照片。他永远是我们面对大时代时的一面镜子。
总之，摄影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历史穿透力使她义不容辞地负有见证时代变化的责任。尽管这是一种难度很大的作业，但这也正是摄影的迷人之处。20世纪已经从容地从我们脚下溜走。但愿此文能对新世纪的摄影人提供一个启示。
原作者: 顾铮
文章来源: 中国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