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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一封没有发出去的信）

热度 1已有 4899 次阅读2014-9-3 09:57

《抗战老兵档案》姓名：王忠庆（男）
出生年月：1927年10月24日
民族：汉族
籍贯：陕西丹凤
现住址：陕西省丹凤县竹林关镇南院村王塬组
身体状况：在世，身体不佳，性格开朗
困难等级：非常困难
婚姻状况：已婚
子女情况：有四子一女，现三个儿子亡故，小儿入赘他乡。
部队番号：国民党暂四军三营七连
部队职位：炮兵
入伍时间：1944年
入伍地点：陕西丹凤竹林关
长官姓名：军长谢浦山；团长：董占基；营长：魏高堂；新兵连长：李黑子；排长：周述福;炮连黄排长,熊班长
参加战役：参加了许多抗日战斗，如大红岭战役，八庙战役；丁河口等
从军经历：
在1944年7月，父母被绑, 他兄弟6人必需一人当兵，只他年龄适合。初去在洛南寺坡，新兵七连学习操法、枪法、刺杀、投弹。春节后，七连解散，他被分到三营迫击炮连，全连15匹骡子，四门炮，一门炮底盘就120斤重，每门炮要三匹骡子驮炮弹，我是上等兵瞄准手，多数是副班长帮着瞄准，同去炮连的两个乡党曹狮子、刘榜劳，走到西峡马鞍桥怕打仗溜走了，陕西新兵只剩我一个，我那时连一箱炮弹都扛不动，排长姓黄，班长姓熊，他们抬爱我。走到西峡口上面，峡谷下面全是日本兵，两相对峙，不时有小摩察发生。
印象最深的是大红岭一仗，每天上去一个营与日军打，开始一营、二营打得不好，一营把两门炮都丢了，后来，我们三营上去，营长魏高堂（商南县冀家湾人,举家迁居渭南），浑身缠了36板子弹，挂了4颗手榴弹，把轻机枪大背着，手枪套子都卸了，带了两名号兵冲在前头，炮连在后面不停地打炮掩护，日军的大洋马从山上往下滚，当晚团部给魏营长升成副团长。还有较大的一仗，大约是5月，在我们阵地对面，叫八庙（音）的山上，国军8架飞机来回轰炸一个早上，把山炸得下降了几尺，才把日军压下去，后来几个月，山上连草都长不出来。这样，两军对垒一个多月后，日本投降了。团部和魏高堂他们去西峡受降，拉回很多武器物资，我们守在山上直到7月初十才撤下来，歇了5天，奉命到洛阳守城，说打了胜仗给吃双粮双饷，天下着雨，走了3天到黑石关，洛河水猛涨，步兵连乘船先过去，炮兵的骡子赶不上船，船老板让把四匹骡子，拴在船舵的桩上拖过去，加上12个人、两门炮及弹药，船离岸两三丈就翻了，连船老板只逃出两个人；大部队都在岸上等待，对面的船不敢过来，直到天黑也没渡完，部队散了，我因拉肚子就此离开部队。现在得病--食道癌，医院需要化疗费用3万元，老人无钱医治，放弃治疗，现在家忍受病痛折磨，每日里仅靠稀饭维持。老伴曹金莲与他同岁，背驼得很厉害上下台阶都是爬着，手颤抖严重已不能做饭，生活上全靠王忠庆料理，老俩口每月仅350元养老金、高龄补贴，其余花销就靠他上山砍把杖、绑扫帚，挣零用钱。

感谢西安的志愿者大鹏兄，竹林关镇的志愿者邢渭林老哥！感谢萧军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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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这么多新老朋友关注，感谢编辑

他曾与飞虎队并肩作战轰炸中缅边境的日本机场、他曾飞赴东京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审战犯……他不凡的经历，成就了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段传奇。他叫尹士悦，今年１００岁，曾是一名抗日战机领航员。

　　一个世纪前，尹士悦出生在辽宁省鞍山市。２２岁那年，他考取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几年间，风华正茂的他足迹遍布南京、南昌、柳州、昆明等地，接受了系统的陆军和空军训练。完成学业后，正值抗战前方战斗人员吃紧，尹士悦拒绝了航校教官的工作，主动请缨，奔赴抗战前线，成为了空军第２大队第９中队的轰炸员。

　　在陕西西安西北工业大学校园一栋简陋的单元房里，谈起往事，他思维敏捷、神采飞扬、记忆力惊人，人名、地名和具体的时间都能够脱口而出。“我这百岁老人，虽然耳朵有点背，但脑子还很清晰，我每天看报，关心国内外大事，我心里清楚着呢！”

　　轰炸日军机场　难忘第一次真枪实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援华物资通过新疆、甘肃、陕西等西北陆路运到中国，英美物资通过香港、越南和１９３８年开通的滇缅公路运到中国。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日本在中缅边境附近修建机场，驻扎大量兵力，妄图掐断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清晨，尹士悦和战友们接到命令，去缅甸腊戌轰炸日军修建的机场和军火库，保卫滇缅公路。“那时我刚去，人手不够，把我也派去了，副队长给我一把手枪，里面十发子弹，我把手枪别在腰上，想着可以去打日本鬼子，一点畏惧没有，还特高兴。”

　　当天，灶上给参战人员准备了蒸饺，大家还没饱蒸饺就吃光了，炊事员说再给做一些，被大家制止了。尹士悦说，昆明到缅甸来回要飞行６个多小时，昆明机场没有夜航设备，必须得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回来，不然就会很危险，最后大家都说别做了，太耽误时间了。“就这样，我们就饿着肚子上了飞机，但大家都没有怨言。”

　　当时执行任务的是９架ＣＢⅢ型轰炸机。三人一架飞机，尹士悦是领航员兼轰炸员，还有一名通信员和一名飞行员。飞机从昆明出发到了宝山，美国飞虎队８架Ｐ－４０型战机在宝山和他们会合后一起飞往腊戌。

　　在美国飞虎队的掩护下，９架飞机密集准确地把炸弹投在日本飞机场跑道上和火药库上。一时间地面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日本鬼子用高射炮打我们，飞机上来要跟我们作战，我们这些年轻的空军战斗员想到日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心中充满复仇，都不怕牺牲，豁出去跟鬼子拼啦！”

　　就这样，没有损失一架飞机，尹士悦和战友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昆明。“这是我第一次和日本鬼子的真枪实战。”

　　护送中国代表团　亲历东京审判

　　１９４３年８月中旬，尹士悦被选为第二批赴美进修深造的学员起程赴美学习领航。历时２０个月学习后，他于１９４５年９月下旬回国。当时，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６日，国民党空军第８大队３３中队队长钱祖伦通知他，５月２０日有一项重要任务要执行，让他做好准备。

　　４天后，他才知道，他执行的任务是护送中国军事代表团到东京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公审。当天，由钱祖伦担任正驾驶员，尹士悦担任领航员的５人机组在上海大场机场起飞。机上有中国代表团团长、国民党陆军中将朱世明及其随行人员十余人。

　　５月２２日，机组５人随着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人员一起，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加听审。法庭设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东条英机发号施令的地方。

　　“法庭像个小戏院，法官坐一边，战犯在另一边遥遥相对，中间是翻译人员和做记录的，听审人员在两侧，都配有耳机可以选择不同语种的同声传译。法官有中国的梅汝璈，他坐在中间，还有美国，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法官坐成一排。”每个细节尹士悦都记得特别清楚。

　　２８名战犯由美军宪兵押进法庭，依次入座。土肥原贤二、南次郎、东条英机等人在最前排，松井石根、重光葵、广田弘毅等人坐在后排。“崇光葵腿脚不行，拄个拐进来的”。

　　“坐在前排中间的东条英机，戴着一副眼镜，留着一撮小胡须，头戴耳机听审，还不时做笔记。南次郎留着长胡须，闭目养神，故作镇静。”尹士悦说，“我都顾不得听耳机里的同声翻译，就看那些战犯。我心里想，当年逞凶作恶、不可一世，现在也落得如此下场。”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解放战争爆发。１９４９年尹士悦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一直在军政干校担任空军培训教员，教学期间编写的《天文领航学》被评为优秀教材。１９５４年军政干校撤销，尹士悦转业到地方工作，最终留在西北航空学院（现西北工业大学）任教，那年他４１岁。此后，在西北工业大学任讲师、副教授，直到１９８４年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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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李文彦
出生年月：1922年
籍贯：陕西蓝田
部队番号及职务：国民革命军独立第40师、第52师

16岁参军，在西安事变三四天后，加入了独立第40师。当兵伊始，曾在连长身边担任过警卫员、通讯员等职务。之后随部队前往河南作战途中，被日军包围，在突围过程中与敌人拼杀，为掩护战友撤退，不幸被刺伤两处。伤情好转后，李文彦在江西加入了独立第52师，随部队辗转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地，英勇作战。在老人的讲述中，尤其引发队员们感慨的是，在江西德安一役中，李文彦所在部队利用当时我军七九式、中正步枪等落后的武器装备，歼灭了大批装备精良的日军。
建国后，因李文彦在文化学习中表现优异，创立功绩，于1953年6月荣获了由陈毅司令亲自颁发的三等功证书
身体及家庭状况：
老人驼背，听力不是很好，记忆力不是很好，胯骨偶尔有点疼，负两处刺刀伤。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有精神病已20多年了，女儿也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力不从心；老人每个月有300多补贴
在龙越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目前住在西安市三春晖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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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关注这一题材！

卢少忱，1922年生，是60多年前西南联大八百学子从军壮士中的一员，随中国远征军参加了攻打密支那、八莫的战斗。

卢少忱的父亲从清宣统年间就在天津铁路局工作，后任列车长，薪水不低。卢家虽有十个孩子，也能勉强度日，且都有学上。后来，卢家从天津搬到北平，卢少忱便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由于这是一所英国教会学校，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英文教育。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日军在北平实行奴化教育，关闭了崇德中学。1939年，念高三的卢少忱被迫转到北平充实中学。

1940年初，因不堪日校的奴化教育，卢少忱不顾父母反对，毅然离开北平去昆明求学。他乘船到上海，再辗转香港、越南，历时3个多月的颠沛流离抵达昆明，不久后考入西南联大。此时，日军逼近云南，卢少忱这一批大一新生又随学校迁入四川叙永分校，大二后局势稍缓才返回昆明。国难当头，西南联大聚集大批爱国青年。

滇西反攻期间，中国驻印军的孙立人将军曾到西南联大作演讲，同学们热血沸腾。1943年，盟军反攻缅北，印、缅、滇的中国军队都急需大批英语翻译。年底，西南联大开始动员学生参军。22岁的卢少忱便和几位同学一起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同批学生共有834人，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八百学子从军壮士”。

经过短暂军训正式入伍后，1944年3月，卢少忱乘飞机经过著名的“驼峰航线”，抵达印度汀江机场，开始了军旅生涯。他先被分配到密支那的利多野战医院，当天就进入工作状态。由于中国伤员众多，和美国医官语言完全不通，卢少忱一天到晚都需要陪着各位医官到处巡视病床。在这里，卢少忱任三级翻译官，但他一心想着上前线，却被留在了后方的医院里，这让卢少忱很郁闷。1944年6月前后，经卢少忱多次申请，加上战事吃紧，前方攻击部队急需翻译，而卢少忱的英文很好，上级终于批准其调往刚刚占领密支那机场的新30师90团2营（坦克营）任翻译官，和美军联络官一起在营部工作，主要与美军联系弹药、补给、飞机等各种战斗支援，为全面占领密支那做准备。卢少忱亲身经历了前线炮火的洗礼。

据老人回忆，他们打下来过隐蔽在原始森林大树上的日军狙击手。这些日本兵都是在做自杀式的攻击，把自己拷在大树上，原始森林中的大树枝叶茂密，鬼子隐蔽进去后别人无法发现。等中国军队进入后，鬼子就从树上往下打冷枪，为此牺牲了很多中国士兵！后来调来大炮和重武器向这些树开火，才把鬼子打下来，那些藏匿日本鬼子的参天大树也都被炮火轰击得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了！

占领密支那不久，卢少忱被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调回印度并升了职，在中美混合战车指挥组战车1营任二级翻译官，同中校待遇。之后两个月，卢少忱一直都在协助美国军官训练中国士兵学习使用各种战车及器械。他必须先学会，才能教给中国士兵，所以包括坦克在内，什么车他都会开，这是老人的骄傲。

1944年11月底，战车1营从印度莎蒂亚出发，绕经利多、野人山、孟拱河谷向八莫进军。但还没抵达目的地，八莫便已被新38师等远征军主力部队攻下，以至于卢少忱至今遗憾这支装备精良的机动部队竟未能与敌人交火。后来，战车部队留在当地继续整训，但没有再上前线。

日本投降时卢少忱还在缅甸的大森林里，就听见大家喊，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大家奔走相告，彻夜难眠。1945年11月，抗战胜利2个月后，卢少忱等“学生兵”终于返回国内，从西南联大拿到毕业证，完成了他的军旅生涯。

如今已年过九旬的卢少忱老人，仍活跃在社区活动站，义务教授中老年人英语。

文字来源：北京晚报-北晚新视觉网

二次受到习总接见的老兵卢少忱

今早看见陕西抗战老兵志愿者转发过来的消息，抗战老兵殷德良突然走了，这个因抗战致残，一辈子未成家的老兵，离我们而去了，值得欣慰的是在有生之年受到陕西抗战老兵志愿者的关怀，但始终没等到民政部门发补助的一天，但愿老兵在另一个世界会过得好一些！
殷德良， 1927年生，商洛市丹凤县竹林关镇张塬村人。1944年当兵，国民党暂四军139团3营机枪连司号员，军长谢辅三。参加了光华寨、庞家寨、狗头寨等六七次大战斗，小仗从到西峡直至日本投降没有停过。

抗战老兵殷德良

一封没有发出去的信
　　“希望自己老兵的经历得到认可”是陈模群老人一直以来的心愿。2013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68周年之际，92岁的陈模群想给他所在单位党支部写一封信：“希望组织能够确认一下我是不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人’。”但很快，老人为自己的“私念”而心怀不安：“历史自己留着回顾就可以了。”
　　日前，老人接受新京报专访，老人向记者讲述了这封没发出去的信背后的“老兵岁月”。
　　陈模群
　　年龄：93岁
　　籍贯：浙江杭州人
　　抗战经历：国民党陆军汽车兵团机踏车队驾驶兵、滇缅铁路运输处汽车第一大队机务助理员、中央信托局腊戍车场技术员
　　逃亡路上
　　我家住浙江杭州市区，家中有父母、弟弟和我四个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我的母亲也在这一年去世。
　　我家是城市贫民，父亲经营一家专卖红白喜事帐子的小商店。母亲去世，家境贫困，我读到中学一年级时辍学在店里学徒。但我喜欢读书，辍学之后一直坚持自学。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杭州笕桥飞机场。我当时15岁，没见过世面，也不害怕，经常和小伙伴们跑到杭州城外的城隍山上看中国飞机与日本飞机的空战。
　　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战争改变了我的生活。
　　因为中国军队打下一架日本飞机，日本军队开始空袭杭州城。父亲把门一锁，和很多人一样开始逃命。我则随姑父逃往浙赣边境来广县。
　　一路都是逃命的人，但同时路上经常听到有人唱《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砍去》。我印象最深的是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老人讲到此处忍不住唱出声来，眼眶湿润）
　　我当时15岁，从没有出过杭州城。逃难路上感受着沉静而有力的抗战情绪，内心很受触动。心中只有一条信念：参加抗日。
　　上等兵
　　1939年3月，我在报纸上看到政府招聘技术兵的启事。经过语文、数学等文化课的考试，我考入了陆军汽车兵团，成为了驾驶兵（上等兵）。
　　集训在桂林，除了普通军训，我们还有技术训练：学习开车、认识汽车结构、零件名称和功能，去工厂看汽车装配。因为汽车少，训练时间比较短，有时因为机油缺乏，我们只能在车上训练。
　　集训结束，我们主要任务是给各大战区和重庆部门传送公文的人开车。
　　服役结束，1941年2月我进入中国运输公司做助理员。此时，日本占领越南和香港，滇缅公路成为了中国接受外来物资援助的唯一通道。我所在公司被政府征用，改名为滇缅铁路督办公署，全面为抗战服务。
　　公司成立了四个大队，两个大队在缅甸腊戍，两个大队在国内。我被邀请参加汽车第一大队当助理员。
　　入缅岁月
　　车辆运输是给密支那修筑铁路施工队运送物资和粮食。
　　1941年7月到1942年2月，我在机务组，一个人负责车辆安全。因为不知道何时有汽车要来修理，我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凌晨三五点工作是常有的事情。
　　1942年3月，我被调入中央信托局腊戍车场做技术员，负责汽车的中转。
　　因为云贵川地区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需要大量汽车。美国援助的汽车由轮船运输到缅甸，再在仰光进行组装，最后仰光当地的华侨组织将车辆送到腊戍交给中方——当时我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负责接车。
　　1942年4月，日军占领泰国，我们紧急撤退。我们三个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向国内中转了1000多辆美国卡车。
　　活历史
　　解放后，我进入华北汽车公司，1953年中央机关改制，又被分到机械部下属部门管机械。之后调动多次，1989年12月底在华兴集团公司下属的汽贸公司退休。
　　我经常看报纸，我自己也听说一些，因为种种原因，一些老兵，晚年生活陷入各种困顿之中。他们十分需要社会的认可及抚慰，他们就是“活着的抗战历史。
　　不仅是国内的抗战老兵，我也常常想起死在国外的抗战老兵，他们很多人魂落他乡，这点最让我难过。
　　2013年4月的时候，海峡两岸共造的“仁安羌大捷纪念碑”在缅甸501高地上落成，我很高兴。
　　因为我国民党老兵的身份，儿子曾经失去了提干的机会，女儿每次填表时也非常为难，但我现在有退休金，我很知足。
　　2013年7月，我给党组织写过一封信，只是想确认一下我属不属于“参加过抗战的人”，想戴上“抗战胜利勋章”。
　　但作为一个经过抗战侥幸活着的人，我又觉得自己不该有这样的私念，这封信也就一直没有发出去。
　　陈模群口述新京报见习记者侯润芳整理

老兵陈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