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卒于1975年4月5日（正好是清明）。

我曾经去瞻仰过蒋先生重庆的居所和他浙江奉化的祖居，从那清新优雅的环境里可以推断出他的修养和品位。据我所知，虽然国共内战造成了两岸的分隔分治，但是蒋先生在台湾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决地反对台独，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

1974年1月，越南侵略西沙群岛，我东海舰队必须要通过台湾海峡才能增援前线，此时蒋先生大开绿灯，并指示说：“要一路护航，保证舰队安然通过。还有准备补给船，给前线送给养”。这一决定使得东海舰队顺利通过台湾海军控制的台湾海峡抵达前线，中越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入侵越军几乎全部被歼。交战中，几十艘台湾补给船开赴西沙前线，为前线的解放军战士运送食物和淡水。

国共之争属于政党间的内部之争，关键时刻能抛开恩怨一致对外，我很佩服！这是我来中正纪念堂瞻仰的理由之一。至于蒋先生的功过是他的政绩问题，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只知道像蒋先生这样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数不出几位来。

纪念堂布置的简洁大气，蒋先生身穿中国传统的长衫正襟危坐，面目慈祥，令人肃然起敬。

纪念堂的屋顶。

纪念堂正中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位卫兵站岗，关于卫兵我还差点闹了个笑话：自从我进入纪念堂开始，两个卫兵就一动不动，原以为是蜡像，但当我举起相机用长焦准备拍摄的时候，突然发现其中一个卫兵似乎眨了眨眼，仔细观察了一会还是不敢确定，询问旁边的保安人员才知道确实是真人。

中正纪念堂向下看国家戏剧院的景色，远处牌坊式的建筑是自由广场。

慢慢走下纪念堂的台阶，有些惆怅，理想中的生活再次浮现：抛开人与人间的风风雨雨，自由自在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迎面走来三位台湾的年轻人，看到我走下台阶，很好奇地问我：“难道你不看完交班仪式再走？”我也很好奇地问：“什么交班仪式？”年轻人告诉我，每到整点的时候，卫兵要举行交班仪式，很好看的。

看了看表，离整点只差三分钟！

谢过三位年轻人，反身快步奔上台阶回到中正纪念堂，交班仪式刚好开始。








终于看到了纹丝不动的卫兵以一系列标准的动作走下岗位，与接班的卫兵集体向蒋先生行军礼。

然后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近乎于杂技的交接礼仪，娴熟而整齐。

交接现场分镜头。

整个交班过程15分钟左右，没有军歌和进行曲，一切都在寂静中进行，不论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军人，中国军队的军魂与军威展现无遗。

接班的卫兵依旧蜡像般地纹丝不动，尽忠职守。

重新走下纪念堂台阶，发现距离台阶几米远的地方正在搭建圣诞义卖的临时舞台，经询问是教会搞的活动，在这样的地方可以随意搞游艺活动来进行义卖，有点让人难以想象。

憋坏了！

好容易才找到一个吸烟区，静静地抽上几口，想想事情，休息一下。

帖子也到此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再一起去国父纪念馆看看。






国父纪念馆。

能担当起“国父”这个称谓的，百年来唯孙先生一人。

院内摆放的孙先生铜像，

大厅里这幅巨型油画中，孙先生站在最前面，旁边是夫人宋庆龄，身后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追随孙先生的诸位先贤。

反光太厉害，又没带CPL，只能拍成这样了。

纪念堂大厅里孙先生的雕像。

展厅的地板上展示了孙先生生平的足迹。

展厅一侧。

国父纪念馆门口摆放着中、英、日三国文字的孙中山先生生平宣传册，参观者可以随意领取；在展厅的角落里有两排纪念印章，大家可以在宣传册上盖满，留作纪念。

在蒋先生题写的匾额下留个影。

同中正纪念堂一样，整点的时候同样有卫兵交接仪式，内容也完全相同。只是参观的人太多，挤都挤不进去，我注意到游客中90%以上来自大陆，操着全国各地的口音，看来大陆的游客在台湾的旅游业中举足轻重。

卫兵的作息和换岗时间。

国父纪念馆外是宽大的广场，附近的居民们在广场上自由自在地消遣。

广场上放风筝的老人。

对面的建筑就是著名的101大楼，楼高101层。

在广场上偶遇这位65岁的老先生，非常健谈，同他交换了对很多事物彼此间的看法，聊的很开心，合影留念。

广场上看到很多坐着轮椅的老人，由菲律宾保姆（当地称作“菲佣”）推着出来遛弯。

中间这位老太太85岁，右边的老先生90多岁，他们都曾在大陆生活过，听说我来自大陆很兴奋，提到了很多过去的事情，也询问了很多大陆现在的状况。

祝老寿星们快乐长寿。

从国父纪念馆到台北市政府步行也就是10分钟的路程，途径台北市议会。

台北市政府的建筑四平八稳。

市政府门前右侧有一块很大的空地，是集会请愿的专区。

门口没有持枪的警卫站岗，只有一个维持门前秩序的保安疏导交通，门前的马路边停着许多等活儿的出租车，秩序井然，人们可以随意进出台北市政府。

进门处清楚地标出了市政府各部门所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