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莽莽，银色的风掠过银色的草原。
　　兰湛湛，透明的天空里扬起银色的雪雾。
　　迷茫的银色里里，颗颗闪亮的冰雪结晶在欢乐地跃动。
　　远古的神灵沉浸在银色的舞蹈里。
　　瞬间，幻象，一种夺魂的神秘。
　　痴痴的心魂随风飘向银色的远古。
　　连太阳也是银色的，低低地悬在雪原和天空的苍茫之间。

　　冬天的呼伦贝尔荡漾着一曲幽远的银色回响。如蒙古长调的悠扬，从舒缓的山岗上自由滑落的草原上。那驮在马背上的一串又一串酣畅灵动的长音，随意抛洒在一片银色的浪漫里。雪雾扬起，在银色的阳光里闪烁，幻化出两道瑰丽的光环，如迷离的梦境飘在冬日的草原上。牧马人的套马竿在空中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套住那令人目眩的光环。牧马人告诉我，这是一种罕见的天文现象，叫做“日耳”，是夏日彩虹的亲姊妹，只有最尊敬的客人到来她才肯露面，献上一份吉祥的祝愿。

　　阳光依旧，神奇的“日耳”环绕两旁。主宰万物的太阳之神酣酣地浮在天空，伸出双耳倾听这北国雪原上的银色回响。牧马人凝立在银色的雪原上，长长的影子拖在银色的马尾后面。人和马塑成一尊青铜雕像。风再起，雕像隐入银色的远古。

　　纷踏的马蹄声如隆隆战鼓，搅碎了悠扬的蒙古长调，跌宕的旋律中切入现代摇滚的放纵与激荡。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从远古呼啸而来，马背上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挟裹着纵情的豪气与欢乐，银色的雪雾升腾，火红的呼伦贝尔三河马如燃烧的火焰翻飞跳动。马群在九曲十八弯的莫尔格勒河畔骤然收缰，河畔上散落的蒙古包莫非就是蒙古帝国时期的金怅汗部落，当年那位被称之为“世界皇帝”，“征服世界的汗”的成吉思汗，把手中马鞭抛在河中，用手向西一指，对长子术赤说：“自此以西，直到海边，无论土地和人民，都封给你！”于是二十年征战铁蹄横跨欧洲，金帐汁部落征服世界。

　　匆匆一瞬，成吉思汗走了，挥鞭狂啸，弯弓射雕，豪气与帝国统统化作远古的烟尘，只留下“金帐汗”这几个铿锵的音节，如蹄声和鼓点激荡着我的耳膜与胸膛。在这地老天荒的呼伦贝尔草原上，如鬼泣神歌的狂放音节，飘荡着一种无可述说的神秘气氛。

　　成吉思汗走了，马蹄裹走烟尘，离离原上草，年复一年，将历史的遗迹掩盖。史书把它苍莽雄浑的一页，埋藏在茵茵绿草之下。我企图探知这段历史，我想从这段历史中看到今日呼伦贝尔生活的源流。我想知道北亚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如何像疾风一样掠过欧洲大地，又如何像沙尘一样不知落向何方。可是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千余年草原游牧文化无法形成文化堆积层，考古学上的田野调查在这里束手无策。在这里，我只能看到天上的云，原上的雪，银色的雪原把我的思绪带向银色的远古，远古迷离，闪现出一片银色的梦境。

　　我把希望寄托于古籍史料，《辽史》、《金史》、《北史》、《元史》、《蒙古秘史》，清代蒙文的《黄金史纲》，以致于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可是咀嚼这些枯涩的文字如同面对千年木乃伊，虽人形俱在却没有脉搏没有呼吸。我无法忍受它们的沉闷与枯燥，我把这些纸片的历史统统抛进迷茫的风雪之中，我宁愿沉湎于这片银色雪原渲染成的银色梦境之中。

　　我看到了布里亚特蒙古人。我一再重复的梦境突然被这龙腾虎跃般闯入的布里亚特人打破。历史不再是枯涩的词章与纸片。历史成了雪原上蒙古包上升起的炊烟，远远望去，温暖的让人心里流泪。历史成了牧人的蒙古长调，高吭的嗓音拔地而起，旋即随风飘逝，当你叹惜着历史又成梦境时，一种漫不经心的深沉又撞入耳鼓，回旋往复，牵扯住心魂。历史在布里亚特人的蒙古袍襟上飘动，古典的庄严和草原的灵动把祖先的功绩写在宽厚的蒙古袍上，如一通移劝的石碑。历史在马背上和驼峰上跃动，在狂野的驰骋和悠缓的跋涉之中，敌人的血管里依然奔流着成吉思汗的豪气。草原是骏马和骆驼的故乡，呼伦贝尔的历史，是牧人血管里流淌的河。

　　历史应该是鲜活的画面。它不在经典的史籍中。历史的风尘远影，在今日呼伦贝尔广阔的大地上。这片大地给了我最大的幸运，让我在数日之内看到了神圣的祭敖包仪式，喇嘛的诵经，香烟的缭绕，敖包顶上飘扬的经幡。人心向神明聚集，神明是成吉思汗遗留在草原上的精神。我看到了游牧人的赛马，马是牧人的象征，草原精神在奔腾的蹄声中跳跃。我看到摔跤、射箭、搏克、抢枢，古老的游戏中孕育着英雄的神话。我痴迷于拉雪橇的骆驼赛跑的马，我把激动和兴奋压在心的底处，我只能倚在勒勒车的高大木轮子旁，用无言的相机对准他们。因为，我无法听懂那宛如歌唱一样的蒙古语，我无法把我的感受和他们的欢乐融为一体。我贪婪地享受着那欢跃的音节带来的心灵愉悦任凭风和雪把我搅进那一片神秘的银色梦境。

　　呼伦贝尔的冬季雪原上。梦境是银色的，连欢乐也涂上一层迷人的银色。我的幸运还在后面。我有幸认识了乌热尔图先生。他是草原上的鄂温克族学者。他的头上有着文联主席以及曾经有过的全国文化部门的大帽子。可是，我看到的只是一位民族学者。寒冷冬夜的数次漫漫长谈，让我看到游猎文化从巴尔虎草原向大兴安岭的延伸，在那条银色曲线跳动变幻的隐秘之处，生活着三个传说中的民族，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他们的存在就是神话。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在小学老师的口中，他们只是故事。
三个小小的民族，一部长长的历史。只是，我无法进入这历史的腹地。

　　冬季的在雪遮盖了草原和森林，也把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遮掩在那神秘的银色后面。我久久地伫立在草原与山岭的交界线上痴迷地看着远方的山林。林中的驯鹿拱开积雪啃食着地上的苔藓，河上的桦皮船在晶莹的冰面上泊进冻结的港湾，撮罗子（鄂温克人住的尖顶木屋）里的篝火腾起温暖的火焰，祭神的萨满跳起神秘的舞蹈……我绝望于银色的冰雪阻隔，我沉浸于乌热尔图的娓娓述说，我只以记下那音韵久远的单词，我把我的想象沉迷在那奇异的音节中，在音节的变幻之中，如神如谶，似隐似现，三个小小的民族，仍像谜一样遥远。

　　通古斯，索伦汗，安车；弘吉剌，沃沮，肃慎，羽厥，室韦；撮罗子，驯鹿，萨满；牙克石，诺门罕，巴彦乌拉；呼伦湖，贝尔湖，浩特套海；克鲁伦河，伊敏河，莫尔格勒河；伊勒呼里山，奥科里堆山，大兴安岭；额尔古纳，乌固诺尔，敖鲁古雅；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布里亚特，巴尔虎；成吉思汗，海兰察，穆图善；在乌热尔图的述说中，或如雷灌耳，或似是而非，心灵在遥远的历史和银色的现实中遨游。

　　我知道：最古老的文明和最灿烂的现实都被大雪拥裹在银色的梦境里，关山雪原，阻断了我的足迹，只有这生疏，奇异而又迷人的古老音节，将历史的谜语折射在银色的回响里。

　　我心灵的醇净享受，呼伦贝尔的银色回响。临别前一次酒酣耳热的畅饮，又结识了一位鄂温克汉子，在呼伦贝尔任统战部长的孟松林先生，医生出身的政府官员，兼有一种职业训练的细致和民族性格的豪放，对于摄影的共同爱好，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草原上的酒是情感的催化剂，三巡过后，河一样流淌的语言把我带到鄂温克的故乡。我把自己的疑惑和向往向他倾诉，我看见酒杯在他手中晃动，酒杯后面那双鄂温克人特有的细长眼睛里，看不见的眸子里突然闪出一道锐利的光。“鄂温克，我的民族！”

　　酒，洒出酒杯，他的话，声震屋宇。这句话微妙语感的变化，已不再是民族状态的狭隘表现，那道锐利的目光中，我看到了家乡，父老，草原，祖国。我知道，孟松林先生将用他那台最大的8×10相机来拍摄这张照片，我预感到，在按下快门的瞬间，一部民族见证将在历史上定格。

　　我已不再有什么奢望，我的任何拍摄努力都将在这幅《我的民族》作品前黯然失色。我也不再有任何遗憾，遗憾这次没有深入鄂温克的聚居地，在我的面前，我看到了一位真实的鄂温克人。酒杯碰响，另一位真实的鄂温克人乌热尔图依然在睿智地微笑着。

　　雪原，河流，森林，山脉，冬天的呼伦贝尔浩渺苍凉。雪雾在马蹄上升腾，历史在眼前书写。只有尊敬这片广袤的雪原，才能够进入的它的历史。

　　我知道，我还会再来，策马由缰，从坦荡的巴尔虎草原走上那高高的兴安岭。我开始朝着一个魅力的深渊坠去，身不由己。喧嚣的城市和平庸的时光，都将在草原的醇酒里涤荡。当我匆匆地结束呼伦贝尔的银色之旅时，我依恋地回过头来，目光停留在工草原尽头奔腾而去的马群之中。
马群的嘶鸣声中，我听到了，听到了呼伦贝尔的银色回响。不绝于耳，在心头缠绕。

　　　　　　二○○四年一月十日于六石佛斋